独家史料揭秘风格故事效果
——采写“纪念恢复高30周年特别报道”始末
王景曙
■受命
年恢复高考30周年这一重大节点事件，我所在的镇江日报新闻评论部是当年6月上旬接到通知：参与这一选题的策划报道。后来我才知道，报社总编室对该选题的最初酝酿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而且是汤才顺总编亲自部署，足见重视程度。
由于选题殊不寻常，报社刚开始的安排是由多部门多记者协作，采写数篇主题通讯，形成一组系列。不久又接到指令：改由我单独一人承担全部报道任务。这种操作办法诚然可以节省人力资源，也有利于系列报道在系统思路上保持平稳衔接，但毫无疑问，我的工作量因此更大，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这组系列报道虽然总字数只有1.8万字左右（不及我以前采写过的单篇特稿最长2万余字），却在作业时间跨度之长、参考阅读量之大、采访过程之繁复、涉及采访人物之多等诸方面，均创下我个人迄今新闻从业历史之最。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备战
报道定于8月份见报，时间倒是宽裕的，我给自己设计了几个工作步骤，第一步是“备战”，整个6月份都可以纳入这一步范畴。备战的核心之处，就是先拿出一个框架性报道思路，这可不是关起门来抽几包香烟就能解决得了的，因为当时我本人对“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也仅仅是略知一二，徒有勇气，却不知指向何方。
为做到有的放矢，也为刺激灵感，我开始在网上广泛搜索各种相关报道。其时正是国内媒体对这一题材竞相展开报道的高峰期，有长篇大论、有短小精悍；有单篇、有专题系列，我一律不弃，下载入库，然后集中阅读。为了能在更宽泛的视角上解读“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拐点，我还把阅读面拓展到年至年之间国内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包括这一阶段的《邓小平文选》。
大量资料涌入脑海，再从指端流出——形成我的报道思路，这也该算是水到渠成。赶在汤总规定的6月底之前，我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道方案，经汤总批改后获得通过。最初的这一方案，我将列报道设计为一组3篇，分别是《三十年前，最“温暖”的一个冬天》（写事件）、《他们见证自我，更见证时代》（写人物）和《三十年，一路走来》（写思考）。
经汤总修订的方案，还落实了报道具体从哪一天开始见报。国内诸多媒体之所以集中在6月份推出纪念报道，共同踩的是当年高考在即这一时间点，而本报错开峰期，却是另有所图——瞄准的是年8月初召开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笼。本报首篇报道见报时间定为8月8日，即座谈会结束的时间，这一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8·8”讲话，如此，我们的报道除了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又双重纪念“8·8”讲话发表30周年，历史的厚重感更上一层。
在备战阶段的思考中，一个焦点性问题曾长时间困惑着我：如何将报道做得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实际上已经成为关乎报道成败的生命底线，其参照物便是受众既有的认知空间，落在这个空间之内，报道是死路一条，只有突破这个空间，报道才有生路。我的麻烦就在于，当我介入这一题材时，本土读者莫说已经受到网络信息的大规模洗礼，就是近距离所能接触到的一些强势媒体诸如《扬子晚报》《周末》上，同类题材的报道也已铺天盖地、占尽先机，几乎可以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深度当时已经到了“无穷大”地步。
困境摆在眼前，可出路也不是没有：“地方特色”无疑属于一张制胜之牌！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诚然算不上本报独家题材的报道，但如果能够以第一手的地方史料为依托，生产出来的报道又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独家报道”！历史题材的报道通常如此，一旦占有举足轻重的独家史料，就很容易形成揭秘风格。有了揭秘风格，阅读上就能产生引人入胜的故事效果——所谓“可读性”之所在，在这条关联递进的“产业链”上，文采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东西。
基于以上指导思想，我开始制定下一步的具体采访方向。市档案局和市招办两家单位理所当然被我锁定，一批采访人物也通过各种途径相继进入我的视野。物色采访人物的时候，基于样本的有效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我掌握的总原则有这样几条：一是各个环节上的直接参与者；二是各个环节上外围参与者；三是现今在外地工作的镇江籍人士；四是当年不是在镇江参加高考，但如今在镇江工作的人士。在更细化的筛选条件方面，我用心良苦，力求做到一个人物就能代表一种类型。我深知，寻找并能够成功采访到这类“特例型”人物在难度上会有所加码，但从他们身上挖取“新闻附加值”的欲望促使我知难而上。
到6月底的时候，我草拟出一份列有17人（或当时并不是确定的人，只是以类型来代替）的采访对象名单，后来在进展过程中又因势不断作出变更，去除了6人、增加3人，最后实际完成采访14人。
■采访
较之于此前的备战与此后的成稿，进入7月份之后的采访，才是此次报道任务执行过程中工作量最大、变数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的一个环节。
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一旦进入采访程序，各种不可测情况相继出现：有的采访对象长时间联络不上；有的当事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者，又有新的更令我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不期而现。一位当事人甚至向我提出了付费采访的要求——这种情形过去我只是耳闻过，亲身遭遇还是头一回。当然，对这位采访对象我选择的是放弃。虽说最终完成的有效采访人物只有14人，实际上在辗转曲折的搜寻与联系过程中，我通过各种方式接触的人物总数起码达四五十人。
得益于市档案局的大力支持，我查到一份《镇江小市年招生工作小结》——并非“镇江地区”，当时镇江地区下辖共12个县（市），分别是：镇江市及丹徒、扬中、丹阳、武进、宜兴、金坛、溧阳、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县。《小结》上记载当年“镇江小市”有2人考取北大、1人考取清华，我非常需要进一步获得有关这个群体的某些资料，并拟从中挑选至少1名采访对象，但苦于小结中没有随附花名册。
在源头查不到的情况下，我通过长途电话分别向这两所大学的档案馆求援……关于这个细节，在“之二”报道中我已有所述及，这里可以作为“幕后新闻”再补充一些。
当时北大档案馆答复我，他们不接受电话查询，必须本人携工作介绍信和有效证件，亲自到场查询。在我陈述实际困难之后，负责接待的张小姐马上建议，可以通过传真盖章委托书的方式请北京朋友代为查询，于是，我迅速与《中国妇女报》的一位朋友取得联系……报道中的朱宁这个人物就是这样浮出水面的。
北大学籍记录表明，朱宁是丹阳人。我随后把朱宁当年的家庭住址转给记者站张辉，请他协助联络。很快，张辉就给我弄来朱宁的e-mail——如今他已定居在美国。那年头接上头之后，我本打算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采访朱宁，但是他建议最好还是在电话里好好聊，并且爽快地主动表示，他可以把电话打过来——只好让这位热心人破费了！长达40分钟的越洋电话采访，成为我从业生涯里的又一件新鲜事儿。时过境迁，我当年用的雅虎邮箱早就没了，如果放在今天“ 事实上，我此次接触到的采访对象，大部分都是像朱宁一样的热心人，无论是袁寿其、王建华、史国栋等3位大学校长，还是身居部省级高位的李忠杰，当他们听说我采访的主题是纪念恢复高3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时，无一例外都一口接受，并在百忙之中或抽时间面对面接受我的采访，或通过电话，或以电子邮件回复应访内容（我事先发去采访提纲）。尤其是李忠杰、史国栋两位的回复内容，均长达字左右，十分详尽且富有条理。镇江籍清华大学教授格非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更是以一种义不容辞的姿态鼎力相助，收到我电邮的第二天就发来了回复。
采访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便是时年逾六旬的周根清。身为当年市招办负责人，无可替代的特定身份注定了周老师可以为我提供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方面情况已在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我原是要登门采访周老师的，没想他竟主动提出来报社与我会面，还用一只方便袋捎来不少极有价值的个人珍藏资料。过了几天，周老师又将他回忆起的点滴新情况写成一封信，通过报社信箱投递与我。后来，在综合研读采访素材期间，我又跟周老师通了3次电话进行细节核实，每次他都不厌其烦。
■成稿
众所周知，任何难度再大的报道任务到了成稿这个环节，已经是大头朝下、大局已定，无非是根据谋篇布局之需，对到手素材进行切割、调配与整合。就此我不作赘言，仅简述以下几个小小细节。
其一、最初我制定的报道方案为一组3篇，后来见报时改为一组4篇，中间插了个第二篇《77与78：两年非常过渡》，它与“之一”一样，也是以事件作为叙述主线，事实上它是从第一篇中派生出来。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写第一篇的时候，可供调度的相关材料实在太多，全部用上会造成篇幅过长，由于都是挖来不易的独家史料，弃之又太可惜。经请示汤总，扩写了一篇。即便如此，我手上的相关材料也没吃完。前面提到我这次一共采访了14人，但报道中只涉及10人，有4个人在成稿过程中被“忍痛割爱”。
其二、4篇报道中出现的各种数据共有多个，其中不少比例类的统计数据在原始采访材料中并没有，而是我自己借助其它关联数据计算所得，诸如年镇江地区预考过关率为24.5％、大学录取率为4％……等等。这些比例数据的运用，旨在进一步在烘托背景氛围，强化事件“质感”。
其三、每一篇报道在见报之前，汤总均亲自详细审阅，并纠正了我原稿中诸多措词不妥之处乃至差错所在。姑举一例：在第一篇报道中我曾有叙述“极左思潮仍然泛滥……”，后经汤总改为“极左思潮的束缚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如此细微改动可谓明察秋毫、见地敏锐。因为，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年，极左思潮虽说仍四处为碍，但无论如何其势已不足以称之为“泛滥”。
■幕后
整个报道项目竣工后——亦即“之四”见报当日，汤总通知我“今晚你不要安排活动”，他请我在报社对面的龙发大厦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并且“参加人员全由你定”。作为报社一把手，这是汤总在报社十年工作期间请我吃的唯一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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