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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最“温暖”的一个冬天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特别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汤才顺王景曙
北京:艰难破冰
寻觅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者发现,年8月8日只是被赋予了特定内涵的一个历史符号,事实上,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时间概念,因为8月8日只是那年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始于8月4日,共持续了5天。
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召集并主持,这时距离他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务仅仅过去十余天时间。恢复职务之后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教工作——关于这一点在“8·8”讲话里有明确记载:“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48页)。“自告奋勇”的邓小平无疑为科教战线后来率先冲破思想的藩篱、重获新生,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缘。
30年前的那个8月里,镇江这边,25岁的李忠杰正在丹阳练湖农场宣传科整天抄抄写写;与他同龄的胡玉留则在丹阳县吕城公社洪家大队马元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割草施肥。21岁的史国栋正在他的中学母校溧阳县埭头中学当代课教师兼勤杂工;22岁的朱宁在丹阳县港务处拉板车,干着沉重的体力活。而步入而立之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洪声则在句容县大卓五七学校当教务主任……他们日复一日各自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对远在北京召开的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一无所知,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恰恰就关乎他们的人生命运。
这次会议的规格甚高,范围却极小,总共只有33名代表与会。5天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每天准时到会听取大家发言。会议第三天,8月6日的下午,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语惊四座,他首倡从当年起就全面恢复高考!
这一建议之所以语惊四座,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便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于此前的7月15日在山西太原结束,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尚未复出,过问不到教育战线。该会议确定的招生办法基本上仍沿袭过去一套,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并且招生工作报告已经上报中央。也就是说,如若没有“撼天之力”,要想在年就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变革那几乎就是异想天开。
但是,这样的撼天之力却是存在的。当年就恢复高考的建议不仅得到了其他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频频首肯。经过详细征询,在得知当年恢复高考在时间上还来得及之后,邓小平一锤定音:“那就今年改过来!”
8月8日上午,座谈会结束前夕,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总结性发言,这就是振奋人心的“8·8”重要讲话。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说以“8·8”讲话为成果标志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当年只是开启了恢复高考的破冰之旅,那么,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一破冰之旅着实举步不易。
距座谈会结束仅4天时间,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年之内开两次这样的会议,迄今为止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它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会议一直开到9月25日,前后长达44天,会议场所先后三易其地。
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拉锯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恢复高考争议仍然很大。争议源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四人帮”虽被打倒,“文革”虽已结束,但极左思潮、“两个凡是”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尤其,自“8·8””讲话至13日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短短5天时间,又介入了新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仍然对“两个凡是”作出肯定,这就给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前,CCTV-10在“重访”栏目里披露了30年前那次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斗争内幕:随着会议的进行,反对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恢复高考。当会议开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科教座谈会确定的恢复高考思路几乎遭到全面否定……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又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9月19日,他亲自找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进行了一次“深刻谈话”,谈话内容第二天就向全体与会代表作了传达。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一扫人们心头的阴霾,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会议进展十分顺利,各个环节一通百通。9月25日会议结束之日,全体与会代表还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
耗时44天的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虽然使原本时间就已很紧迫的当年高校招生工作又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毕竟坚冰终于被彻底打破了,历史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9月30日,教育部将第二次制订的《关于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上报国务院。10月12日,该《意见》获得国务院批转。
10月21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举国沸腾。
镇江:各界策应
30年前那个秋冬之交时刻,恢复高考的消息成为国内头号“爆炸性新闻”。千百万学子通过各种途径获此消息,有的人是直接从收音机里或报纸上获悉,有的则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相互转告。
年的时候,插队知青刘洪声已经在句容农村当了7年代课教师。他平时养成了早起晨练的习惯,10月21日这天早晨,他第一时间从村里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获得恢复高考的消息,随即以跑步的方式将此消息向一起插队的同学们传播。
史国栋则告诉记者,他当年的消息来源是学校的一位同事,闻讯后的第一反应是持怀疑态度。待消息得到确证之后,史国栋顿时产生一种“春天突然来临”的舒畅感觉,他说,自己心灵受到了非常强烈的震撼,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后来,经过两场“拼搏”之后,史国栋不仅以佼佼者的身份如愿以偿跨进大学校门,而且30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大学校长。
事实上,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年恢复高考的说法只是在10月21日这天得到官方证实而已,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从某些渠道获得“小道消息”,李忠杰如此,胡玉留也是这样。
从当年8月初确定恢复高考思路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到拖延44天之久的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再到10月下旬正式对外公布,中间相隔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么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走出点“小道消息”,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胡玉留告诉记者,他当时有一位大哥在溧水县教育局工作,一天,大哥提醒包括胡玉留在内的两位弟弟说:“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了,你们可以看看书先做准备!”胡玉留说,一来自己不太相信真有这事,二来当时压根就找不到书看,这事也就一直拖到消息正式下来之后才引起他的重视,但是这时离11月28日省里组织预考仅剩一个多月时间!
时间再紧,谁也不肯错过这一重要人生机遇,接下来便是城乡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复习迎考热:找课本,觅资料,进补习班……涌动的春潮与渐渐转冷的天气形成强烈反差。如今已身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忠杰回忆当年说,那时练湖农场有好几位同志报考,他们就每晚集中在一起做练习。由于时间太紧,考试主要靠平时的积累,但这一阶段的突击也很重要,几十天时间就把几年的中学知识过了一遍。李忠杰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学习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其时间利用率之高,学习速度之快,短时间内掌握的东西之多,都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年,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之后,镇江有一个人似乎比谁都更忙碌,但是他并非忙于复习迎考,而是在另一个相关层面上积极策应时势。他就是现已退休的镇江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周根清。
今年67岁的周根清是当年镇江地区恢复高考各项组织工作的主要见证人之一。从年至年,周根清在一线负责镇江地区(市)的大学招生工作长达30年之久。他向记者介绍说,由于此前连续6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均不需要组织考试,因此,与其他地区的教育部门一样,当年恢复高考不期而至时,他们对相关组织工作都显得很陌生,有点仓促应战的味道。但正因为陌生,思想才高度重视。老周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年地区高考考务工作会议是在地区第三招待所(镇江宾馆前身)主楼二层的西会议室召开,会上,他对诸如试卷如何分发到各县,试卷如何拆封、分发及装订,考生从进考场到出考场的路线设计等等各个环节,均作了详细布置。档案记载表明,在当年11月组织预考时,镇江地区范围内共设有个大学考区、个考场,另设有个中专考区、个考场,规模实属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镇江地区报名参考人数之多!
高考中断11年期间,镇江是全省积压考生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年,江苏省共有31万人报考大学,另有53万人报考中专,总人数为84万。中专招收的也是高中毕业生,但按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专不可同时兼报。当年镇江地区共有人报考大学,人报考中专,总人数为人,占全省报考总人数近14%,而当时全省有11个地(市)。由于报名人数过多,江苏省不得不做出决定,在全国统考之前先进行一次预考——这使得年成为建国以来江苏省惟一有过两次高考的年份。
按照省统一部署,预考时间定在11月28日和29日两天。预考的门槛相对要低得多,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并且试卷由各地区教育局自出。不必担心各地区之间因试卷难度不一而导致不公平,因为,预考过关名额以及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所占名额均由省里统一下达指标。当年省下达给镇江地区参加全国统考的名额为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名额为人。省拨名额再由地区分配到各个县(市),当时镇江地区共辖11个县(市),分别是丹阳、句容、扬中、丹徒、武进、金坛、宜兴、溧阳、溧水、高淳和镇江市,记者在名额分配表上看到,这个名额中,武进县占量最大,为人;溧水县占量最小,为人。
值得 经过两天预考,镇江地区名大学报考者之中,有人获得了全国统考资格,预考入选率为24.5%,这比江苏省的平均预考入选率为19.3%要高出许多。而名中专报考者的竞争就显得异常残酷了,只有人获得全国统考资格,入选率仅为6.7%。预考过后的入围总人数为——这比省里下达的名额多了7人。在那一年几乎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中,每增加一个名额,无疑就意味一个幸运儿的诞生!
（载年8月8日《镇江日报》一版）
77与78:两年非常过渡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特别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汤才顺王景曙
:首战告捷
年全国统考的时间是12月23日至25日,3天时间共考5门科目,分文科、理科进行组合,除语文、数学、政治外,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文科加考历史和地理。时为镇江地区教育局招生工作负责人的周根清回忆说,当年沪宁沿线各地区教育局均无专用车辆,高考试卷都是通过火车由省城南京运抵,是在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后面增挂了一节软卧车厢,一个地区的试卷占用一个房间。
12月21日的中午大约11点钟左右,试卷到达镇江站,由地区行署派车接站。试卷的安全保管是一个重要环节,周根清说,当时并没有惊动公安部门,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十分满意的保管场所——地区行署档案室,这里每天24小时有人值班。部分试卷第二天就分发到县里去了,余下试卷则在此保管了两个晚上,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决定人生命运转折的3天很快过去。如今身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院长的史国栋,当年是乘轮船去溧阳县城赶考的,12月25日这天上午考完最后一门后,他立即买船票返回了乡下,然后就是一段看似沉默却心涛起伏的等待日子。和他一样等待的,在镇江至少还有人。这个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新的人生一页也许就在来年掀开……
翻开镇江地区年招生工作小结,记者看到,那年全区共有人接到大学政审体检通知,最终有人分别被76所大学录取,另有人参加中专政审体检,最终有人被32所中专学校录取,两者录取总人数为人。这比恢复高考之前镇江地区被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人数高出七八倍之多!据周根清提供的情况,年以前,整个镇江地区每年被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就数百人,平均每个县只有几十人,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时,镇江地区每个县仅摊到一个名额。
这里有个小插曲,上述招生工作小结乃是完成于当年的扩招之前。后来在年5月17日,省教育局与省计委联合下文,在年的考生中又进行了一次扩招,扩大招生的全部是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位于江苏省的一些大学,全省共扩招名,其中镇江农机学院(江苏大学前身)、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镇江医学院前身,后并入江苏大学)、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镇江师专前身,后并入江苏大学)3所院校在镇江地区共扩招人,这样年镇江地区实际被录取的大学生人数为名,录取率为4%。当年我省31万报考者中共录取大学生人(含扩招),录取率为4.65%,而当年全国万报考者中共录取大学生27.万人,录取率为4.7%。
我们现在可以给年的高考总结出诸多“另类”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分数不公开,也不接受查分,并且,这是作为一条纪律交待被写进记者前面所提到的那份教育部于年12月28日下发的“绝密”文件。文件题为《关于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几点意见》,从中我们尚能读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某些痕迹:“在同一分数段内,医科院校要注意录取表现好的赤脚医生;师范院校要注意录取表现好的民办教师……”
分数虽然不公开,但录取还是要靠分数说话的,只不过属于“内部掌握”而已。根据教育部对新生录取的意见指导,江苏省随后也出台了一份更加细化的《录取意见》,记者据此能够了解到年那些年龄、身份等个人状况各不相同的考生,在不知道自己分数的情况下究竟是如何“中举”的。当年我省划定的政审体检分数线大抵有以下几条:1.文科总分分,其中语文70分以上。年龄26周岁以上者,总分分,其中语文80分以上;2.理科总分分,其中数学50分以上。年龄26周岁以上者,总分分,其中数学70分以上;3.报考理科如果数学达到85分以上,则总分线可放宽至分。报考文科,如语文达到80分以上,则总分线可放宽至分;4.公办教师从严掌握,理科总分分,其中数学90分以上;文科分,其中语文80分以上。
年的高考恢复是在“文革”和“两个凡是”尚未被彻底否定的历史背景下,担当起某种急先锋角色,因而我们不难从相关招生环节上洞察到思想层面当时已经产生的有限解放。教育部在新生录取意见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政治表现好、考试成绩优良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也应予以录取。福建省当年的政审意见则明确规定:受“四人帮”影响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已经认识错误的,可以录取。
有了思想的解放,一切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一脉相承
恢复高考的第一时间起点是年,这无可争议,但是,人们在 众所周知,年高考结束的时候,当年只剩下6天时间,几乎忽略不计,所以它的录取工作是借助年才得以完成,尤其是后来扩招,已经到了次年的五六月份。而后来报名参加年高考的人,绝大部分又都曾进过上一年的考场,只是因复习时间过于仓促、录取名额有限等等因素而落榜。连续两年,参加高考的主力军均为往届高中毕业生。
年的“全国统考”只是一个理论概念,确切说法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试卷却由各省自出。到了年,教育部已经制订了标准的高考复习大纲,于是当年变成了全国统一命题,从而首次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考,并且重新回归“夏季招生、秋季始业”的正常轨道。年不考英语,年虽然考英语,却只作参考,并不计入总分,非常时期两个年度共同起到过渡作用的特征由此亦可见一斑。
考在,圆梦,这是历史赋予77级大学生前无古人的一段特殊经历,且不说他们是与78级大学生同一年跨进心仪已久的大学校门,就连得知自己考上大学也已经是在年。江苏省年招生工作有个推进时间表:年1月初完成统分;1月底完成地(市)参加政审体检的名额初选;2月12日至14日完成重点院校的录取;2月15日至20日完成一般院校的录取。如此,当年的录取通知书犹如春燕一般飞进千家万户之时,已经是年的春节过后,当年春节是2月7日。
对每一名考生而言,录取通知书到手才是他人生的标志性转折点,也才是开始释放幸福的最佳时刻。今年63岁的涂世明,30年中就曾见证了若干获得这种幸福的家庭。当时的涂世明是镇江地区邮电局大西路分局的一名投递员,他回忆说,年春节过后分发的邮件中,大学录取通知书明显多了起来。老涂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亲手传递的录取通知书中有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等等,以南京的大学最多。老涂介绍说,当年的录取通知书尚没有使用挂号信,投递员自觉的责任心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阵子,涂世明经常在送信的路上被人拦下来问:“有我来自××大学的信没有?”还有的考生事先已经打听到自己被录取了,在家等通知书等得太心急,就不断赶到邮局查询。每一次目睹录取通知书送达之后一家人心花怒放的情景,老涂总是重复那非常朴实的一句:“恭喜恭喜,吃糖!”
年的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年的高考已为期不远。这一年全国又有万人报名,而这一年江苏省的报名人数达到95万,是迄今为止本省规模最大的一次高考。年,镇江地区究竟有多少人报名参加高考?录取情况又如何?遗憾的是,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遍查未果,仅在市档案局获得了一份年镇江小市的招生工作小结,或许可作管窥。
小结表明,年镇江市共有人报考大学,人报考中专,最后实际参加中专考试的是人,总参考人数为人。文化考试全市理科分以上者26人,文科分以上者人,全市平均成绩为分,而这一年镇江地区的平均成绩为.1分。大学考生中,人参加了政审体检,最终有人被43所院校录取,录取率为8%。小结中这样记载:“5月初,全市6个复习点相继开课,参加听课者达人左右,全市组织了多名骨干教师轮流讲授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等8门功课……7月20日,全市再次组织了4个复习点,对考生进行考前指导。”
小结还列出了43所大学的录取人数清单,分别是:北京大学2名、清华大学1名、复旦大学2名、中国科技大学2名、浙江大学7名、南京大学1名、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15名等等。录取人数最多的两所大学分别是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24人和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20人。
在缺少花名册的情况下,为弄清、这两年具体是哪几位佼佼者考取了北大、清华,记者赶在今年暑假之前费了一番周折,分别与这两所大学的档案馆取得联系。清华档案馆回复,由于该校年之前的学生资料没有进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全部是“纸质档案”,至少应提供学生的姓氏才有条件进行人工查询,因此,年镇江地区是否有人考上清华以及年本地区总共有多少人考上清华,这些信息记者就不得而知。北大的查询工作则进行得很顺利:年,镇江地区无人考取北大;年包括镇江市的两人在内,全地区共有5人考取北大,另有宜兴县1人、溧水县1人和丹阳县1人。丹阳考取北大的考生就是记者第一篇报道中提及的丹阳港务处职工朱宁,他以理科总分分(其中物理99分、化学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北大生物系录取。
和年一样,江苏省年也进行了一次扩招,而且扩招量更大。两年扩招基于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生源丰富,弃之可惜。
周根清介绍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教育战线正在启步振兴,师资力量奇缺,于是,年江苏省的扩招重点就放在师范类。省里给各地制定的扩招指导思想是:通过本地高校培养教师,以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扩招进行之时的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已经复名为镇江师专,由于刚刚复办,该校已无力再增加招生,地区决定,以镇江师专的名义进行扩招,然后自己办班教学。最终经省批复,又有多名幸运者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成为“镇江师专镇江大专班”的学生。这些大专班被安排到地区所属11个县(市)分散办学,分中文、数学和英语3个专业,学制两年,大专文凭。其中镇江市3个班共多名学生的就读场所设在位于市区弥陀寺巷的两排小平房里——这就是当年民间广为流传的镇江“弥大”一说。
（年8月9日《镇江日报》一版）
他们见证自我,更见证时代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特别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汤才顺王景曙
时光无法倒流,高考制度长达11年之久的历史断层,客观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不幸,也成为一代人的不幸。然而不幸之中的万幸是,生活在断层里的这一代人的命运,没有被彻底“报废”,11年之后的恢复高考,终于对他们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命运拯救。见证自我,更见证时代,他们的、注定与众不同。
胡玉留:大雪纷飞之时,窗户被人敲响……
年,胡玉留初中一毕业就遭遇“文革”,从而与高中失之交臂。此后两年时间里,他最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就是参加“串联”去了北京,并在年11月11日这天,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被裹挟在潮水一般的队伍里。那个时候的胡玉留还几乎是个孩子,没有可能在深层次上规划自己的人生,只能借助时代的推力,被动前行。年8月30日,他背着铺盖来到丹阳县吕城公社洪家大队马元里生产队,成为镇江地区第一批下放知青。
从放下铺盖这天开始,胡玉留就过上了农民的生活,和农民一起干活,像农民一样成长,到了年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他不会干的农活。但是,这一年却成为他“洗脚上岸”的转折之年。
当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被确认之后,胡玉留毫不犹豫地奔去公社报名,却遭到公社分管负责人的拒绝,理由是他没有高中文凭。当时上面划定的往届生报考条件是“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政策上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胡玉留于是据理力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高中文化程度?”几经缠磨之后,胡玉留终于如愿报上名。胡玉留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吕城公社一共有多人报了名,可后来参加预考的人数远没这么多,不少人中途告退。预考之后,吕城有60多人过关,其中包括惟一的初中毕业生胡玉留和他的哥哥。胡玉留的哥哥年高中毕业于省镇中,比胡玉留晚一个月也来到吕城插队,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已经在当地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正式统考的考场在省丹中,胡玉留等人提前一天入住县城。天气已经很冷,他们却只能打地铺睡在稻草上,胡玉留说,凌晨3点钟就有人爬起来看书了。
两天考完之后,等待的日子在表象上一如往常,平静地过完了年的春节。春节过后不久,镇江地区下起了一场雪。胡玉留回忆说,那天上午雪下得很大,突然有人敲响他家的窗户,大声喊道:“胡玉留胡玉留,你考取了!”原来,这位报信人已经在公社看到了胡玉留的录取通知书,录取学校是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3年制大专)。但是,胡玉留的哥哥却没有等来喜讯,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从此变得不同。
史国栋:预考感觉一般,统考状态不错
30年后的今天,史国栋已是大学教授、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的院长。30年前,他也是一位教师,溧阳县埭头中学的代课老师。一样的教师,却是两样的人生命运。
史国栋不是插队知青,他家祖祖辈辈是农民。埭头中学是史国栋的母校,年高中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回乡务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史国栋一种无奈的人生选择,19岁的他一度承受着某种人生困惑。次年1月,在中学老师的大力举荐之下,史国栋进母校当起代课老师,其实这时他还兼做校勤杂工,每月拿36元的工资。每天有书读、有课教,史国栋说,当时对他来讲心灵的充实远比有了收入更重要。
与如今在事业上孜孜以求、永不止步的人生理念有所不同的是,年报名参加高考的史国栋,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换城市户口”,改变自己的人生“标签”。两天预考下来,史国栋感觉“发挥得不是太好”,但幸运的是,结果还是获得通过。后来,12月25日,当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之时,史国栋说他已“估计能考上”——最终被重点大学镇江农机学院(江苏大学前身)录取。
史国栋是当年埭头公社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人。他当天晚上就赶回家将消息告诉了母亲,而父亲远在兴修农田水利的工地上,第二天也从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口中得悉。史国栋回忆道:“父亲当时曾说过一句话,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也是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进校后,史国栋被分在农业电气化专业班,全班共37名同学,女生只占3名,同学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由于家境贫寒,史国栋大学期间的生活开支主要依靠每月18.5元的助学金。
得益于当年恢复高考这一重要历史转折,农村青年史国栋不仅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愿望——改变户口性质,而且在后来的人生之路上抒写出精彩纷呈的篇章。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任教于河南农业大学和江苏工业学院,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步步向上。2年起,史国栋任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6年起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院长。
史国栋告诉记者,早在年入学20周年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就曾搞过一次主题聚会;今年恢复高考30周年、毕业25周年之际,他们又于不久前再次相聚,共同畅叙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李忠杰:77级走出的部省级人物
众所周知,恢复高考之后,全国范围内的“77级、78级”群体中走出了一大批部省级领导干部,这样的人物镇江也有不少位。记者已经了解到的就有77级考进南京师范学院(南师大前身)的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78级考进北京大学的现中央编委副主任吴知论、78级考进南京大学的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年,李忠杰在丹徒县宝堰中学读完初中之后,即时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先在丹徒县荣炳公社劳动,后迁回老家丹阳练湖农场。丢下课本3年之后,李忠杰有幸又于年跨进校门,在省丹中读了两年高中。毕业后仍回到练湖农场工作,先是在耕作队劳动,后来调到场部机关。参加高考时,25岁的他在农场宣传科工作。
谈起当年,李忠杰感慨颇多。他说,那个年代尽管听从党的召唤,叫到农村就到农村,但自己内心一直怀有上大学的强烈愿望。那时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根本就轮不上自己,这一愿望只能深埋心底。年恢复高考,成为李忠杰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人生机遇。
李忠杰说,当年复习迎考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教材。“文革”期间的教材几无可取之处,必须找到“文革”之前的教材,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费尽周折才总算找到几本课本和一批练习题目。但困难又随之而来,过去中学教材中的很多东西李忠杰压根就没有接触过,只能现学。好在母校省丹中鼎力相助,专门为准备报考的学生办了补习班,并安排了最好的老师授课,授课方法也不像平时那样按部就班,而是总括性的,对每门课的主要内容从整体上进行梳理,再由学生自己突击大量习题。
和所有的77级考生一样,李忠杰也不知道自己当年的考试成绩,总之,他顺利地跨进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填报的志愿是中文系,后来被录取的却是政教系。李忠杰提供情况说,年练湖农场高考中榜者总共只有4人,其中一位和他一样,进的也是南师院,还有一位考取了中专,剩下一位就是他的弟弟李忠伟,被南师院镇江分院(大专)录取。在那年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奇低的情况下,一家同时考取两人,应该算是莫大的欣慰。
王建华:从高考状元到大学校长
现任江苏科技大学校长的王建华,是记者此次采访对象中惟一一位不是在镇江地区参加高考,也是其中惟一一位当年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的。
年,17岁的王建华在黑龙江省北安市(县级)第一中学读高二。中学毕业在即之时,学制突然改为3年,于是王建华的身份又成了“在校生”,并以这一身份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当时北安市从所有在校生中选拔了一批像王建华一样的尖子生,共28名,集中“强化”了两个多月,可惜在后来的高考中,这28人“全军覆没”。王建华说,横跨“文革”前后的两年中学生活,政治运动如疾风暴雨,他们基本就没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那两个月的集中强化却让王建华等人受益匪浅。翌年,王建华又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第二次参加高考,成绩一鸣惊人,他与另一名考生并列获得北安市理科第一名,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28名强化班的同学当年全部考取了本科。
王建华兄弟姐妹6人,这一年,身为回城知青的他的姐姐也同时考取大学。由于家庭负担过重,同样是回城知青的大哥选择了放弃高考,挣钱支撑家庭。王建华的大弟和三弟后来也分别于年和年考上了大学。连出4个大学生成为这个普通人家最引以为豪的标志。
进校后,王建华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只有18岁——全班18岁的同学共8位。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位是31岁,比王建华等人大13岁,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在20岁至30岁之间。王建华说,大学期间这些老大哥个个都很刻苦,从而带动全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大家每天都过着“三点一线”的勤奋生活。
年,王建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镇江船舶学院(江科大前身)任教,3年后考取哈尔滨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年硕士毕业后又返回镇江船院工作,历任系主任、校教务处副处长、处长、校长助理、副校长。今年3月,王建华升任江科大校长。
朱宁:拖板车出身的北大骄子
年,朱宁从省丹中高中毕业后,先是进丹阳化肥厂干临时工,干的是体力活。一年之后,朱宁被正式分配到丹阳港务处,工种是码头装缷工,说白了,就是拖板车,是劳动强度更大的一种体力活。回味那段时期的生活状态,朱宁说,他很欣赏“干一行爱一行”的说法,自己其实不是一个怕苦怕累的人,如果没有后来的突变,他愿意在这一行上呆一辈子,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但是,时代在演变,朱宁的人生命运注定要发生重大转折。年高考恢复,朱宁也报了名,结果落榜。他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立即将目光投向相隔不足半年时间的年高考。
在第二次复习迎考期间,朱宁参加了母校省丹中举办的补习班。那阵子,补习班的同学之中一度盛行争做偏题、难题的风气,然而在距离高考仅两个月时间的一次摸底考试中,集体成绩很不理想,一位老师于是在班上尖锐提醒道:“迷信偏题、难题是一种好高骛远的做法!”朱宁说,直到今天,老师的这句话都扎根在他的脑海里。悟出道理的朱宁立马调整方向,脱离题海,而把重点放在抓基础与理解方面。
年高考成绩出来,朱宁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高分:分!被北京大学生物系录取。他在当年镇江地区考取北大的3名理科生中,总分最高,另外两人的成绩分别为.5分和分。当年镇江地区还有两名文科生被北大录取,由于上一年度镇江地区无人考取北大,这5人于是就成为恢复高考之后本地区产生的第一批北大骄子!
年,北大毕业的朱宁当年即考取了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研究生,攻读现代遗传学,7年之后取得博士学位,并留美工作至今。
（年8月10日《镇江日报》一版）
三十年，一路走来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特别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汤才顺王景曙
无论我们把视野推及更长的历史跨度,还是仅仅以过去的30年作为一截评判标本,都会发现,科教兴国、科教强国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无可替代的发展之路。基于此,我们更加感叹一位伟人站在30年前的历史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高瞻远瞩与英明果敢。
其实,年里比“8·8”讲话更早,邓小平同志就已于当年5月24日发表了一次前后呼应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后来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题,与“8·8”讲话一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如今,邓小平同志所期望的各个阶段的目标已然实现。记者从不同的历史文献中萃取到以下一组相关数据:年,我国大学数量为所,在校生人数为85.6万人,至4年之后的年,大学数量增至所,在校生规模增加到.4万人,而30年后的今天,我国大学数量已达到所,在校生规模达到0万,这两个数据分别是年的3.2倍和21倍;年恢复高考首年,我国大学招生人数仅为27.万人,5年之后的年招生人数为31.5万人,10年之后的年招生人数翻了一番,今年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万之多,是年的20.5倍(以上均不含台湾和港澳地区)!
然而,伴随着巨大成就的取得,漫漫30年的高考之路却是披风沥雨,走得极不平坦。在完成划时代的破冰使命之后、在最初附加在它身上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化之后、在所有的欢呼与振奋都归于平静之后,人们开始从立体的角度,审视中国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缺陷,并尝试着不断推出各种治弊之策:从“保送生”到“标准化考试”,从“双轨制”到“并轨招生”,从“3+2”到“3+X”,从“取消年龄和婚姻的限制”到“5%的自主招生权”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迄今依然不能平息纷争,针对高考制度的各种责难甚至“愈演愈烈”。就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有代表提交议案,疾呼“取消现行高考制度”。在备受热议中一路走来的高考制度,如今在热议中继续前行。
谈及高考制度,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表示,首先应不容漠视这一制度在30年前那个特定历史时刻,所起到的巨大社会推动作用。他认为,在观念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一种制度的确立就显得十分重要,能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年,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虽说拨乱反正已经开始,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却进展缓慢。身为恢复高考受益者的格非告诉记者,即使到了他读大学的年,仍然明显感觉到这一点。格非是镇江籍人士,年从原丹徒县丁岗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格非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也许在一开始并不明显,但30年之后,面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重新回眸,就会清晰地看到它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唤醒并进一步弘扬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文化,选拔和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关于这一点,同样是镇江籍的77级考生、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持认同感。李忠杰说,对当年恢复高考的评价,固然可以联系个人命运的变化,但根本上还是要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层面来加以认识。重塑社会价值观,并且为不久之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造就了千百万栋梁之才,这就是恢复高考的核心贡献所在。
至于高考制度目前客观上存在的某些弊端,格非指出,其实任何考试方式都永远摆脱不了各有利弊的两难境地,高考制度的弊端也并非中国所独有。他建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改进:一是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和范围,其次是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李忠杰则认为,在迄今尚未找到一种既可以保留现行高考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又能剔除其弊端的新方法之前,不宜对这一制度过于“大动干戈”。李忠杰尤其不赞成取消高考制度的“极端之举”,他提醒说,十年“文革”的后果与教训可谓“殷鉴不远”。
针对近年来取消高考制度的呼声,格非也态度鲜明地予以反对,他说:“我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赞成这样做。高考也许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还不失为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在任何社会中,公平都是第一重要。从目前来看,它仍然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途径,高考制度还在艰难地维持着这个社会难得的公平,尽管它在诸如学费、区域招生和中小学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方面已经显现某些不公平的迹象,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在有关高考制度的公平性这一视点上,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江苏科技大学校长王建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均持肯定态度。
年考进镇江农机学院(江大前身)的袁寿其,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副校长、校长。他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曾有的一项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重建了一种社会公平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机会与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他由衷感慨道:“如果没有高考,像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根本就没指望进入大学深造,也就不会拥有今天。”
在切入高考改革这一话题时,袁寿其校长坦承,现行招生制度确实存在不少值得推敲之处。譬如,在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得到保障之后,学生的个体性与多样性又如何能够得到充分体现?这成为高考制度遭遇的一大现实困惑。身为“业内人士”的袁寿其,站在自己特定的岗位上献策:未来应建立以全国或省级行政区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评价为辅,以及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的高校招生制度,但是他强调,对现行高考制度决不能再采取简单取消的办法,而是要先试后立、先立再破。
王建华校长则表示,经过长达30年的历史沿革,到目前为止,高考仍然不失为我国选拔人才最可靠的一个模式,也是在国人心中最具公信力的一个成才渠道。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考制度在局部环节上继续进行某些探索是必要的,但是王建华预言,在可以取而代之的更佳的整体模式出台之前,既有高考制度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
由于连续数年大规模扩招,近年来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去年已达到万人。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目前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现象时,王建华回答说,宏观上看,这一现象的确存在,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过剩、甚至“大学生贬值”这一类的说法,或者,至少所谓的“过剩”只是一种假象。王建华就此提供了一组相关数据予以佐证:截至4年的一项统计,我国25岁以上(含25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5.77%,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46.5%,日本为20.2%,加拿大为21.4%,澳大利亚为21.5%。王建华认为,假象“过剩”考问的是,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需要?因此,数量并不是个问题,人才的结构才值得重点 较之于袁寿其与王建华,另一位大学校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院长史国栋,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思变之心就相对显得更迫切一些。这位77级出身的教育界权威人士称,如今高考已成为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牛鼻子”,高考制度已经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地步。高考制度不改革,国民综合素质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史国栋说,高考改革虽然历年已产生过不少新花样,也不可否认改革设计者确实是用心良苦,想把制度改造得更合理,殊不知,如今的结果反而是越改越复杂,越改中学负担越重,越改老百姓越不满意。史国栋认为,高考制度改革的关键发力点在于,把招生权力归还给高校。
史国栋的上述观点与另一位相关学者不谋而合。江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晓波教授把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归纳为3个要点:政府主导、市场主体、高校主管。“政府主导”指的是政府要通过制定宏观政策,引导高校招收合适人才,督促高校保障教育质量,维护教育公平。“市场主体”则指的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让考生凭自己的综合素质与高校之间展开双向选择。李晓波认为,好的高考制度不是让考生以分数对号入座,而是要让考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更多的选择,从而获得最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资源。
至于“高校主管”,李晓波进一步剖析说,这指的是要让高校在人才选拔中担负起主要责任。要相信高校最清楚选择什么样的人加以培养,才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办学特色。他引喻道,如果硬叫厨师做他并不擅长的菜,甚至越俎代庖,最终出来的菜肴将很难可口。李晓波指出,一旦获得自主权,少数高校在招生中可能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做出违规之举,但只要政府加强监管,这些现象是能够杜绝的,高等教育能够在公平和效率的轨道上平衡、健康地发展。
高考事关治国大计、决定百姓人生命运,面对这样的一项重要制度,无论“存论者”还是“废论者”,无论“变法者”还是“护法者”,讼争可以各执一词,但有一个共识却毋庸置疑:30年后的今天,在全球化视野里,我们的教育工作各方面仍然做得远远不够。
记者了解到,按照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至年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应达到GDP的4%水平。如今,这一世纪目标远没有实现,目前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1%,而同等发展中国家已达到3.9%,泰国为4.3%,发达国家更是高达5%至6%,此其一。其二,在不久前公布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强最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的近所大学中只有18所大学榜上有名,其中排名最前的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分别仅列第名和名!
基于以上现实,国家对教育工作历来高度重视,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中曾再一次强调,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他指出,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战略任务,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历经30年沧桑风雨的高考制度,今后不管怎么改革,高考之路不管怎么走下去,都只会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行。
（年8月13日《镇江日报》一版）
独家史料●揭秘风格●故事效果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特别报道之一
作者：王景曙
受命
恢复高考3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包括本报在内的无论哪一级媒体而言，都不可能被忽视。评论部6月上旬接到通知，参与这一选题的策划报道。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本报对该选题的最初酝酿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而且是汤总亲自部署，足见重视程度。
由于选题殊不寻常，报社刚开始的安排是由多部门多记者协作，采写数篇主题通讯，形成一组系列。不久又接到指令，改由我单独一人承担全部报道任务。这种操作办法诚然可以节省人力资源，也有利于系列报道在思路上保持平稳过渡，但毫无疑问我的工作量因此更大，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了。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这组系列报道虽然总字数只有1.8万字左右（不及我以前采写过的单篇特稿最长2万余字），却在作业时间跨度之长、参考阅读量之大、采访过程之繁复、涉及采访人物之多等方面，均创下我个人新闻从业历史之最。
备战
报道定于8月份见报，时间是宽裕的，我给自己设计了几个工作步骤，第一步是“备战”，整个6月份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备战的核心之处就是先拿出一个报道思路，这思路可不是关起门来抽几根香烟就能解决得了的，因为当时我本人对“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也仅仅是略知一二，徒有勇气，却不知手指何方。
为做到有的放矢，也为刺激灵感，我开始在网上广泛搜索各种相关报道。其时正是国内媒体对这一题材竞相展开报道的高峰期，有长篇大论，有短小精悍，有单篇，有专题系列，我一律不弃，下载入库，然后集中阅读。为了能在更宽泛的视角上解读“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拐点，我还把阅读面拓展到年至年之间国内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段时间下来，我的相关阅读总量达到近百万字。
大量相关背景资料涌入脑海之后，再从指端流出——形成我的报道思路，这也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吧。赶在汤总规定的6月底之前，我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道方案，并经汤总批改后获得通过。在方案中，我将系列报道设计为一组3篇，分别是《三十年前，最“温暖”的一个冬天》（写事件）、《他们见证自我，更见证时代》（写人物）和《三十年，一路走来》（写思考）。
经汤总修订的方案，还落实了报道具体从哪一天开始见报。国内诸多媒体之所以集中在6月份推出纪念报道，共同踩的是今年高考在即这一时间接点，而本报错开峰期，却是另有所图——瞄准的是年8月初召开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出笼。本报首篇报道见报时间定为8月8日，即座谈会结束的时间，是在这一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8·8”讲话，如此，我们的报道除了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又双重纪念“8·8”讲话发表30周年，历史的厚重感更上一层。
在备战阶段的思考中，一个焦点性问题曾长时间困惑着我：如何将报道做得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实际上已经成为关乎报道成败的生命底线，其参照物便是受众既有的认知空间，落在这个空间之内，报道是死路一条，只有超越这个空间，报道才有生路。我的麻烦就在于，当我介入这一题材时，本土读者莫说已经受到网络信息的大规模洗礼，就是近距离所能接触到的一些强势媒体诸如《扬子晚报》、《周末》上，同类题材的报道也已铺天盖地、占尽先机，几乎可以相信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空间当时已经到了“无穷大”地步。
困境摆在眼前，可出路也不是没有：“地方特色”无疑属于一张制胜之牌！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诚然算不上本报独家题材的报道，但如果能够以第一手的地方史料为依托，生产出来的报道又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独家报道”！历史题材的报道通常如此，一旦占有举足轻重的独家史料，就很容易形成揭秘风格。有了揭秘风格，阅读上就能产生引人入胜的故事效果——所谓“可读性”之所在，在这条关联递进的“产业链”上，文彩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东西。
基于以上指导思想，我开始制定下一步的具体采访方向，市档案局和市招办两家单位理所当然被我锁定，一批采访人物也通过各种途径相继进入我的视野。物色采访人物的时候，我掌握的总原则有两条：一是现今在外地工作的镇江籍人士；二是当年不在镇江参加高考，但如今在镇江工作的人士。在更细化的条件方面，我用心良苦，力求做到一个人物就能代表一种类型，我深知，寻找并能够成功采访到这类“特例型”人物在难度上会有所加码，但从他们身上挖取“新闻附加值”的欲望促使我知难而上。
到6月底的时候，我草拟出一份列有17人（或当时并不是确定的人，只是以类型来代替）的采访对象名单，后来在进展过程中又因势不断作出变更，删除了6人，增加3人，最后实际完成采访14人。
采访
较之于此前的备战与此后的成稿，进入7月份之后的采访，才是此次报道任务执行过程中工作量最大、变数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的一个环节。
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一旦进入采访程序，各种不可测情况相继出现：有的采访对象长时间联络不上；有的人物拒绝接受采访；或者，又有新的更令我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不期而现；一位大学教授甚至向我提出了付费采访的要求——这种情形过去我只是耳闻过，亲身遭遇还是头一回，也算长了一点见识，当然，对这位采访对象我选择的是放弃。虽说最终完成的有效采访人物只有14人，实际上在辗转曲折的搜寻与联系过程中，我通过各种方式接触的人物总数起码达四五十人。
得益于市档案局的大力支持，我查到一份《镇江小市年招生工作小结》，上面记载当年有2人考取北大、1人考取清华，我非常需要进一步获得有关这个群体的某些资料，并从中挑选至少1名采访对象，但苦于小结中没有随附花名册。在源头查不到的情况下，我通过长途电话分别向这两所大学的档案馆求援……关于这个细节，第二篇报道中我已有所述及，这里可以作为“幕后新闻”再补充一些。
当时北大档案馆答复我，他们不接受电话查询，必须本人携工作介绍信和有效证件，亲自到场查询。在我陈述实际困难之后，负责接待的张小姐马上建议，可以通过传真委托书的方式请北京朋友代为查询，于是，我迅速与《中国妇女报》的一位朋友取得联系……报道中的朱宁这个人物就是这样浮出水面的。学籍记录表明，朱宁是丹阳人。我随后把朱宁当年的家庭住址转给记者站张辉，请他协助联络。很快，张辉就给我弄来朱宁的e-mail，如今他生活在美国。接上头之后，我本打算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采访朱宁，但是他建议在电话里好好聊，并且爽快地主动表示，他可以把电话打过来——也只好让这位热心人破费了！长达40分钟的越洋电话采访，成为我从业生涯里的又一件新鲜事儿。
事实上，我这次接触到的采访对象大部分都是像朱宁一样的热心人，无论是袁寿其、王建华、史国栋3位大学校长，还是身居部省级高位的李忠杰，当他们听说我采访的主题是纪念恢复高3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时，无一例外都一口接受，并在百忙之中或抽时间面对面接受我的采访，或通过电子邮件回复应访内容（我事先发去采访提纲），尤其是李忠杰、史国栋两位的回复内容，均长达2字左右，十分详尽且富有条理。镇江籍清华大学教授格非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更是以一种义不容辞的姿态鼎力相助，收到我电邮的第二天就发来了回复。
采访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便是年逾六旬的周根清。无可替代的特定身份注定了老周可以为我提供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方面的情况也已在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我原是要登门采访老周的，没想他竞主动提出来报社见我，还用一只方便袋捎来不少有关资料。过了几天，老周又将他回忆起的点滴新情况写成一封信，通过报社信箱投递与我。后来，在综合研读采访素材期间，我又跟老周通了3次电话进行细节核实，每次他都不厌其烦。
这里，我也不想丢掉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第一次去市招办查询档案资料时，我曾吃了个“闭门羮”。该单位人秘科一位负责人仅仅面无表情地甩来一句“没有资料”，然后就对我不理不睬。我断定她的回答基本不可信，属于蓄意阻挠，便立即予以回敬道：“×科长，资料我可以不查，但你起码应该给我一个明确说法：第一、市招办从来不存档任何资料；第二、虽然保存资料，但属于保密性质，不向媒体开放；或者第三、保存的资料搞遗失了。”我的口吻中其实暗含一丝“威胁”，相信对方能听得出来，但又抓不到我任何“把柄”。较量之后，这位负责人终于表示“回头我再了解了解”。数天之后，我再次登门“拜访”，结果不仅如愿以偿查到那两年的高考存档资料，而且收获远比我在市档案局的查询要大得多！铁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一个记者在公务采访中遇弱可以不强，但遇强千万别弱。
成稿
众所周知，任何难度再大的报道任务到了成稿这个环节，已经是大头朝下、大局已定，无非是根据谋篇布局之需，对到手的素材进行切割、调配与整合。就此我就不作赘言，仅交流几个小小细节。
其一、最初我制定的报道方案为一组3篇，后见报时改为一组4篇，中间插了个第二篇《77与78：两年非常过渡》，它与第一篇一样，也是以事件作为途述主线，事实上它是从第一篇中派生出来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写第一篇的时候，可供调度的相关材料实在太多，全部用上会造成篇幅过长，由于都是挖来不易的独家史料，弃之又太可惜。经请示汤总，扩写了一篇，即便如此，我手上的相关材料也没吃完。前面提到我这次一共采访了14人，但报道中只涉及10人，有4个人在成稿过程中被“忍痛割爱”。
其二、4篇报道中出现的各种数据共有多个，其中不少比例类的统计数据在原始采访材料中并没有，而是我自己借助其它关联数据计算所得，诸如年镇江地区预考过关率为24.5％、大学录取率为4％……等等。这些比例数据的运用，旨在进一步在烘托背景氛围，强化事件分量。
其三、每一篇报道在见报之前，汤总均亲自详细审阅，并纠正了我原稿中诸多措词不妥之处乃至错误所在。姑举一例，在第一篇报道中我曾有叙述“极左思潮仍然泛滥……”，后经汤总改为“极左思潮的束缚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如此改动可谓明察秋毫、见地敏锐。因为，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年，极左思潮虽说仍四处为碍，但无论如何其势已不足以称之为“泛滥”。
（载年《镇江报业》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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