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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是记者节。
记者是一群聚焦他人、记录时代的人；今天，他们成为记录版的主角和被记录者。
这一次，我们选择了新华报业传媒集团6位记者，以新华日报、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微博、新华日报 诸位同事，诸位同行，节日快乐！
新华日报调查记者陈道龙：真想去响水看看那位农民
花白的头发整天乱蓬蓬的；虽是58岁的“老同志”，见人总是一脸笑，谦恭、质朴，似乎有点害羞，又分明有点童真。年，陈道龙大学毕业进入新华日报，在版面组工作了8年。年，他到苏北扶贫，看到当地一些不法个体工商户大肆对外地客户行骗，愤然写了一篇内参反映问题，因调查详实、文笔犀利，行骗者很快受到查处。他返回报社后不久被调到群工处做调查批评报道，一干就是25年。
同事们喜欢围着老陈寻开心，或者“打嘴仗”或者“敲竹杠”，老陈一脸灿烂，呵呵直乐。不过，对社会上一些人来说，“陈道龙”三个字意味着一种威慑。年7月，老陈接到举报，南京有些船务公司向民工承诺培训、当船员等等，每人交了几千元钱，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陈十分愤慨，多次到农民家调查，又数次去一家船务公司明察暗访，咨询相关部门和专家，写出了《招聘船员？当心骗局！》，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船务公司总经理赵某被逮捕，判刑5年。
平时看老陈，一副散淡的样子，其实他有一股子韧劲，一旦盯上什么事就绝不放手。年，老陈接到举报，南京一家大型企业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他和一位通讯员深入调查，写出《来自一个大型企业的警报》，并在报纸上推动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广泛深入的讨论。面对老陈的“死缠烂打”，很多人恼羞成怒，甚至有人当面打电话，叫人来把他“砍”了。对此，老陈有一种钝感力，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今年，老陈花6个多月调查南京的传销骗局。按照报社的考核机制，如此“低产”，收入会大打折扣，但老陈并不在意。
出身平民家庭的陈道龙，天生一股草根气息，长期从事调查报道，更让他沾染了浓厚的泥土味。年，一位响水农民来信，反映自己就医的遭遇。老陈一次次挤上长途车，辗转淮安、盐城的偏远地区调查。农村交通不便，他坐拖拉机，甚至步行十几里；饿了，在街边吃碗面条；困了，住进简陋的乡村旅社。那个病危的农民最后得到了妥善的医治，索要红包、酒后做手术导致严重医疗事故的医生也受到严肃处理。20年过去了，老陈感慨道，“真想去响水看看那位农民，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回忆20多年的工作，老陈最感欣慰的是，他在部门领导支持下完成的一篇报道，让全省中小学生在校午餐变得“好吃多了”。去年1月，新华日报发表老陈的“新华调查”《学生午餐费，咋变成老师泡脚盆》，引起了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江苏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相关规定，使得江苏省成千上万名中小学生在校午餐的营养质量显著提高，相关学校领导干部也受到查处。
这些年来，老陈独立或与同事合作采写了多篇较为重要的舆论监督报道，3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使60多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
再过一个多月，老陈就满58周岁了，按报社政策无需再接受“丁是丁卯是卯”的考核了，对很多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每天都在期盼的时刻。“老陈，祝贺你马上就要‘解放’了！”没想到老陈说，“闲不下来，我还是想干自己的老本行！”本报记者贾梦雨
扬子晚报财经记者赵海：新媒体给所有人带来红利
每天晚上，扬子晚报记者赵海与 新媒体风起云涌，传统媒体纷纷转型，大变局孕育新机遇。这个48岁的老记者从报道了20年的体育脱身，一头扎进财经条口，他主持的 有人智商高，有人情商高，有人“钱商”高，赵海就是后一种人。20多年前进入股市，买进陆家嘴，从33元跌到6元，再蹿到38元，起起落落见得多了，对中国经济就多了一份敏感；10多年前进入楼市，公寓、别墅、商铺、学区房、酒店式公寓无不涉及，赶上了平民投资黄金十年；年起，帮朋友操盘炒股，经历了大盘从0点蹿至6点再跌至点的大起大落，朋友的17万元现在变成了70万元。
一个体育记者关于财富的传奇原本只是亲朋好友间的谈资，但遇上报社布局新媒体，赵海在小小的手机屏上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有一天在食堂，同事们聊天形成共识：做新媒体就要做手机屏。赵海茅塞顿开，6月10日，“钱眼”上线，他在 “钱眼”运行近5个月，赵海对于新媒体有着自己的理解：涉足刚需领域最稳定，如炒股、医疗、健身、留学；有个性，既可以是主持者个人有魅力，例如“钱眼”，赵海在 敢带着几万人炒股，赵海的底气来自中国股市的前景。欧洲、美国和日本股市都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甚至创了新高，只有中国股市仍然躺在地板上，财富的机遇明摆着放在眼前。但是大盘走高并不代表多支股票都能赚钱，随着粉丝数量暴涨，赵海荐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很多人会听我的意见，因此什么时候我都不敢夸海口，还要重申，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扬子晚报推出新媒体考核办法后，赵海10月份奖金2万元。他深有感触：“以前即使赶上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奖金也就七八千。从七八千到两万，可见新媒体未来发展的无穷潜力。”关于未来，他的设想是发展会员，为付费订户提供增值服务。“我在 热线调查，累！行内都知道，跑热线新闻做调查，经常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采访中遭遇抢夺机器、暴力拦挡、推推搡搡，是常有的事。卢斌认为，作为调查记者，最应练就的，是斗智斗勇的突破式采访技巧。
有一次，卢斌接到报料，说秦淮区一个居民小区，常有疑似传销的人群出入。他用了好几天蹲守，摸清了这帮人的活动规律。但，怎样才能敲门进入而不打草惊蛇，防止他们转移相关资料？卢斌联系了一位水电工去敲门，并通知了公安局。警察和卢斌紧贴在两侧墙壁上，水电工上前敲门，屋里的人警觉地打开一条门缝，警察突破进入，检查后发现，这些人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难道看错了？不对，这群人如此神秘，肯定有问题。”记者的直觉提醒卢斌仔细观察，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人紧紧护着一本资料夹——就是这本资料夹，牵出了一窝硕鼠。
这些资料记录的，是这医院的灰色往来，医院领导的性格、爱好……医院“钻空子”，回来一起研究、总结。卢斌根据这本资料夹追踪调查，连续抛出多篇报道，医院与医药代表之间的灰色交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卢斌看来，记者用手中的笔替百姓发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是肩上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一则看似平常的小事，经过记者的认真思考和报道，会触动社会神经。”比如，去年南京玄武区某街道，老百姓到街道办事，要用身份证办门禁卡，才能刷卡进入，很繁琐。这让卢斌思考，我们政府机关的大门，何时才能向百姓敞开？这则新闻一经卢斌报道，在南京市引起热议，全市机关为此专门启动整治四风行动。再比如他去年获得江苏省新闻一等奖的稿件、“南京‘掼蛋所长’侯广彪”的爆料新闻，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南京市为此特别部署整顿机关工作作风……一则则新闻，产生巨大的社会正能量，让卢斌觉得“再累也值”。
铁面不等于没有人情味。卢斌常去一些重大事件现场，一直坚持“可以不写新闻，不可以不救人”。有一次，他第一时间赶到浦口一场重大车祸现场，立即放下采访本，挽起袖子帮助人员抬担架、抢救伤员……卢斌说，做调查记者，首先要具备人文情怀。
不少人感激他。读者悄悄给他送花，甚至连他的“对头”都暗暗敬佩他。在一次新闻回访中，曾经被他报道过负面新闻的官员，拉着他的手真诚道谢：“要不是你，我肯定已经在迷途上越走越远。”
江苏省好新闻奖、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年度好新闻奖、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十佳记者”……各种荣誉证书摞起来一大叠。卢斌说，证书不重要，作为记者，自己时刻想着的是奔赴下一个现场。本报记者顾星欣
新华日报经济记者杭春燕：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认识杭春燕的人，知道她是新华日报经济部副主任；熟悉杭春燕的人，知道她常获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连续多次被评为新华报业集团“十佳记者（编辑）”；而只有了解杭春燕的人，才知道她对新闻理想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
父亲曾在新华社工作的经历，让她从小就对新闻有了印象，再加上与生俱来对写作的爱好，年考大学，她自己报了新闻专业。那时财经专业正当红，她是班上成绩优秀的学生中唯一一个选择新闻的。
追寻理想的道路，难免要经历考验。进入报社的前8年，杭春燕没有条线，纯粹是个“游击队员”。没人提供线索，也没有网络，这个一腔热忱又没有经验的小女孩，全靠自己的一双脚，跑别人不跑的地方，做别人不做的选题。
但也正因为心怀理想，经历的所有磨难，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上世纪90年代，社区还是个新概念，河西还是南京的城乡结合部，杭春燕就奔波在下基层的路上，骑车、步行、坐摩的……“在建邺区，没一个街道我没去过，没一个社区我不熟悉，几乎每位居委会大妈都知道‘杭春燕’这个名字。”杭春燕笑着说，“我是计划经济时代最早吃上市场饭的人，老一辈通讯员封我为南京‘最早的社区记者’。”
她清晰地记得年的冬天有多冷。刚工作的她独自跟着菜贩去白云亭购菜、到豆菜桥卖菜，从前一晚11点一直跟到第二天中午。运菜的小三卡一个急转弯把她甩得七荤八素，又累又饿更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头痛欲裂，采写的稿子《与菜贩冯学至同行一昼夜》让她在工作第一年就收获了省好新闻一等奖。
旁观者大多只看到荣誉，只有亲历的人才懂得破茧成蝶的痛苦与美丽。没有条线的8年里，杭春燕从未抱怨过，而当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环保条口，她快乐得“好似久旱的小鱼游进了浩瀚的江河，满眼都是新闻富矿”。
年的一天，杭春燕正在省环保厅采访，偶然听说厅长要去省监察厅，对治污不力的灌南县长进行“联合约谈”，她立刻断定这是条“鲜活好鱼”，就自己跑到厅长办公室，死磨硬缠获得了独家采访的机会。《问责政府现场直击》见报后，在全省激起强烈反响，获得当年省好新闻一等奖。被问责的陈县长之后调任巿环保局局长。几年后，陈局长在接受回访时发自肺腑地说，发展经济一定不能给当地留下污染的烂摊子。这样的转变，何尝不是对记者价值的最好评价?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是杭春燕的职业信条。为了采访，她爬上百米高的跨江大桥建设“猫道”，钻进长江水下50米深的江底隧道在建工场，被化工厂、污水处理厂的异味熏得喉咙肿痛，得了慢性咽炎……
而在职业与家庭的艰难平衡中，她凭着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跨越了诸多障碍。年，怀着84天身孕的她，赶到江浦采访造船企业，乡间小道一路颠簸，回来就流产了……一年后，她准备再次怀孕，医生却给出了这样的诊断：“上次流产损伤严重，可能怀不上了。”好不容易怀上，却又早产。两年后，又一次努力又一次失败……也想过换份轻松的工作，但她割舍不下对新闻的热爱，最绝望的时候，她甚至刻意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幸而跑新闻的艰辛磨砺了她坚强的性格。她一边一如既往地工作，一边看中医、喝中药，出差也背着汤药……6年后的年，她以卧床8个月为代价，换来女儿“米儿”的出生，她的qq名从此叫做“花生米”——希望自己在风雨之后，还能像花儿一样绽放。
对记者讲述着人生起伏，杭春燕努力保持平静的微笑。这个娃娃脸、身材娇小的美丽女记者，确是一朵刚强的花儿，风雨不能摧折，阳光使她更灿烂。本报记者徐宛芝
扬子晚报气象记者于丹丹：死磕自己，服务大家
于丹丹照例晚上9点下班，保安看着丸子头、身材娇小的她，感叹：“姑娘，你怎么天天这么晚下班啊！”于丹丹一笑，大眼睛成了弯月亮，对记者说，“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为什么他觉得不正常？”
今年是她入职第10年，每天晚上写完稿子、发完
丹丹说天气的微博，步行5公里回家，权当锻炼，然后继续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把扬子晚报 记者采访前，做小范围调查，问丹丹说天气的粉丝们想了解于丹丹什么。有人想打听她的生活，有人想知道她每天早上 其实从业以来，父母、朋友眼中的她，一直在“死磕自己”。如今扬子晚报品牌栏目丹丹说天气，就是“死磕”出来的。年，于丹丹接手气象新闻。之前，对于气象预报，全国大小媒体一直是简单化处理，都只给豆腐块大的版面。不能改吗？翻开新闻史，很多业务进步，都是从记者的小小创新开始，于丹丹鼓足勇气，尝试把气象预报写成新闻。不久南京遇到罕见的大暴雨，她恰好在气象局，便掏出采访本记下降雨的时间、过程，踩着水回到位于新街口的单位，一路上所见所感都写进稿子。见报后有读者对她说，“下雨时我就在路上，你写的就是我的感觉。”于丹丹好不高兴：让读者感受到新闻的亲近性，甚至产生共鸣，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呀。她又尝试把气象预报做成系列新闻。年，雾霾天刚出现，她写了一系列稿子，解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有同行玩笑道，“你把新闻都写完了，我们写啥啊！”
“丹丹说天气”能够成为品牌、被各大院校新闻系师生研究，离不开微博这个平台。年，微博兴起，于丹丹在个人微博上时不时“犯职业病”，以搞笑卖萌的形式发布次日的气象预报，很招人喜欢，领导偶然见到，说，“把它整成新媒体吧”。
3年过去，于丹丹和她的栏目都有了粉丝。有人私信她，求交往；有人留言，和她谈天说地；线下，有人问她，“你是于丹丹吧？我天天看你微博。”央视气象播报员宋英杰来南京，特地和她见面，赞她的微博“日常、口语、好玩、生动”。
和读者的互动，提升了她的业务水准。
丹丹说天气刚开办时，有位苏北农民私信她，“你为什么天天把晴天说成天气晴好呢？对我们农民来说，晴天并不就是好天啊。”这对于丹丹触动特别大——作为记者，不仅仅要传达自己和所属群体的感受，更需要服务广大的群众。对父母来说，她最“死磕”的事情，是先斩后奏奔赴汶川采访。年，汶川地震第三天，于丹丹采访完回到报社，听说省卫生厅有一批急救车队中午12点出发去汶川。“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让我跟着去吧！’”车到安徽，她才电话父母，反正回不去了。此后行程多公里，其中近0公里是盘山公路。急救车座位很少，为了减轻颠簸，好心的司机把她“绑”在担架上近40个小时。
哪里来的勇气？记者问，于丹丹老老实实道，“真没想太多。既然是记者，第一时间就应该出现在现场。”本报记者朱秀霞
新华日报摄影记者万程鹏：要对得起每一张照片
万万没想到，万程鹏也成了记者。
身穿粉色系衣服，怀揣LV钱包，给最新款苹果手机配几百元的手机壳，夏天采访回来总要感叹“又晒黑了”……这样一个家境富裕、生活讲究、人送外号“万小妹”的“公子哥儿”，与记者摸爬滚打的形象划不上等号。不过，看他能拼命、善社交，又是天生做记者的料。
小万25岁，还是个“熊孩子”。走进摄影部，经常听到前辈“控诉”他：“小万今天又不听指挥，吓死我了！”不用问，他又为拍照片以身犯险。采访宁杭高铁开通拍摄火车进站，他不但站在站台黄线内，还把身子探出站台外，工作人员再三喝止，他振振有词：“火车那么远，不探出去怎么拍啊？”工作人员无言以对，只得“理亏”地看着熊孩子继续“作死”。
青奥会拍摄体操比赛，他爬上“马道”——场馆顶端架设管线的走道，比6层楼还高，1米宽，中间是铁丝网，记者赛前爬上去，必须等到赛后才能下来。那场比赛，只有3个人上了马道：小万和美联社、扬子晚报的摄影记者。虽然系着安全绳，刚上去，小万还是吓出一身冷汗，相机都不敢举。后来，比赛1个多小时，他拍了1个多小时。什么时候开始不紧张？“一直很紧张。”在马道上拍摄效果更好吗？“这里在赛场正上方，被称为‘上帝视角’。”
小万有一项特别技能——遇到谁都能厚着脸皮搭讪。他毫不谦虚地说：“全世界都有朋友。”万一哪个地方没朋友怎么办？“把不是朋友的人变成朋友。”当然，交朋友光靠脸皮厚是不够的，还要有热心肠和责任感。同事们的办公桌上，不时有他送来的零食，小伙伴们常常去他办公室扫货，“拿走拿走”是小万的口头禅。当然，小万也在街上遇到过对他横眉冷对的人——“有次群采，摄影记者抢位置，跟那人打了一架。”
“我要对得起我的每一张照片。”这是小万的职业信条。一次儿童节采访小朋友，需要的照片早已拍好，为了遇到更完美的照片，他继续守在现场，汗水一滴一滴往下掉，一个小男孩默默走过来帮他擦去汗水。小万无意中又俘获了一个小男孩的心。
小万高中时喜欢上摄影，喜欢拍美景，打算将来做商业摄影。有一天，他看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一下子爱上了纪实摄影，梦想成为战地记者。毕业后进报社才3年，白白净净的帅小伙变成又黑又壮的糙汉子，许多想法也随之改变，“现在只希望做身边人与事的忠实记录者。”
这个想法何时产生的？或许是那一次，拍外地环卫工夫妇在南京过年。“刚开始他们太紧张，我跟他们聊天让他们放轻松，得知他们8年没有回家过年，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在外地打工。晚上他们非要留我吃饭，端起热气腾腾的面条的那一刻，我一个感觉越发强烈：要拍出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或许是那一次，年四川雅安地震，他去采访，晚上睡在马路边、帐篷里，夜里醒来几十次，好容易睡着，突然感觉头撞到砖头上，是余震。在灾区6天，神经时刻紧绷着，担心灾难再次降临，又时刻被救灾人员的无畏、灾区人民的团结所感动。最后，地震过去，媒体基本撤离，他自愿多待一天，拍摄“帐篷学校”——中南大学志愿者支起帐篷义务支教……
小万不愿接受采访，他的故事，很多是记者从同事那里听来的。他说：“我又没什么特别。”确实，他既不头顶光环，也没有令人艳羡的收入，他只是中国几十万记者中的一员，行色匆匆，有苦有累，也有力不从心，但是从不轻言放弃，擦擦脸上的汗，不作多少停歇，一转身再次扎进茫茫人海。本报记者龚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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